【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腓特烈】

经历了短暂的休息后，中国足球再次迎来了自己的“多事之春”。

短短一个月内，中国足球经历了多次大事件：从男足世界杯亚预赛先在客场被新加坡逼平，再到回到主场后酣畅淋漓的大胜；从足协前主席陈戌源的受审、被判无期徒刑和审判之后的“90°鞠躬道歉球迷”，再到“铁子”也终于要面对“被判了”的大坎。

而这其中，还穿插了一条报道连续持续了一周的新闻：多所大学开招足球专业人才。

不少人看到这条新闻后，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高呼中国足球有救了——毕竟在我国“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要足球能和读大学挂钩，那岂不是人才滚滚而来，中国足球未来光明一片？

问题是，大学招生，真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一、小孩哥已经爆刷进球助攻了，你还在这等大学生？

当听到“大学招生拯救中国足球”的说法时，球迷们恐怕都会哑然失笑，而声音最大的，非英超联赛利物浦俱乐部的球迷莫属——

“我们的‘小孩哥’们都开始在正式比赛中大杀四方了，结果一回头看，中国足球还要靠‘带学生’们拯救？”

就在上个月，在利物浦伤兵满营的情况下，克洛普启用了大量青年队球员参加三线正式比赛，18岁的杰登·丹斯可谓其中的典范，他不但出色完成了本职任务、在英超青年联赛（Premier League 2）中助攻两次，还在英超、联赛杯（决赛）和足总杯中连连登场，并在足总杯第五轮战胜南安普顿的比赛中梅开二度，丹斯也因此当选为英超青年联赛2月最佳球员。

然而，利物浦的球迷们都知道，丹斯并不是各位“小孩哥”们中地位最高的，他之所以可以获此殊荣，主要是因为他的年龄（生于2006年1月）还能放在PL2的大名单里以参与U18青年队相关的各种评选。反之，那些表现比他更好、在一线队中出赛更多、但年龄仍然远远够不上大学毕业的利物浦小孩哥们，例如生于2003年、理论上仍然属于利物浦U21青年队的康纳尔·布拉德利：

本赛季已经是在英超中登场18场、贡献6个助攻、当选过全队最佳、“把阿诺德挤去踢后腰”的准主力了。

所以，当一名正常的球迷看到所谓的“大学招生、足球兴旺”的说法时，必然会无奈一笑——“这哪里来得及啊！”

我们绝不质疑世界上总有大器晚成的球员，但更现实的情况却是，相对于其他更吃身体天赋的运动项目（如篮球），足球运动的“兴旺发达”更仰仗于参与者可以更早、更快地参与其中并了解足球这项运动本身的复杂属性。

在足球训练专业度、足球技战术发展越来越迅猛的今日，即使是初中开始踢球，恐怕都可能出现“基本功不过关”、“足球理念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更遑论把足球发展的命运寄托在一般18岁才能考的大学生身上了——自古至今，完完整整读完大学再参与职业运动的篮球运动员还有那么些个，其中不乏蒂姆·邓肯这样的历史级别运动员。

可足球？无论世界哪国，你听说过几个大学生足球运动员，更不用说有几个大学生运动员，可以和梅罗姆哈这些还是嘴上没毛的小屁孩时就已经扬名海外的少年天才们，在历史地位上一争高下的？

足球水平较高的国家均会在儿童9岁左右开展其足球青训体系。以目前全世界最发达的足球青训系统——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青训系统为例，根据《英超条例》S.7.3条指导意见和英超联赛《青年发展规则》第205条，各俱乐部被要求必须任命一名青训保护官员，以承担与青训有关的职能。英超联赛以其精英球员表现计划（Elite Player Performance Plan, EPPP）作为青训工作的核心。该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

基础（U9至 U11）； 青年发展（U12 至 U16）； 职业发展（U17 至 U23）。

这些对于年龄的分段，绝不是简单地按年级圈人然后“放羊”。在每个赛季，为了弥合从青少年足球到国内联赛再到最严格的国际成年比赛之间的差距，英超联赛为各俱乐部的各年龄段队伍总计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英超联赛二级联赛、职业发展联赛、英超联赛杯、英超国际杯、英超U18联赛、职业发展联赛U18级别等多达212项、超过10000场比赛。

特别是在U9级别的比赛中，为了避免小朋友之间年龄差造成的无意义的“大娃打小娃”，英超联赛还专门设置了“生物学年龄”比赛（属于EPPP组成部分“精英计划”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的年龄段比赛，根据球员的生物学年龄而不是通常的年龄组来匹配球员及比赛，以增加少年儿童阶段比赛的专业性和实际意义。

正如EPPP官网上，这张福登和里斯·詹姆斯“从小踢到大”的照片所反映的一样，他们真的是这么从小到大一路踢过来的：

而我们能指望自己18岁才接触所谓的“足球专业”、22岁才毕业的大学生球员们，和这些从小枕着足球睡觉的天才们掰一掰腕子？

开什么玩笑呢！

二、“教育兜底”——想法很好，衔接不上

对于“足球进入大学专业”，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在“大学足球拯救中国足球”之外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将足球运动纳入本科专业的直接影响，在于拓宽了练习足球的青少年的出路，对于家长们支持孩子踢球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如嘿嘿老师所说：

“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孩子当不了职业球员，踢球就是耽误时间。打通足球特长生或爱踢球的孩子的升学渠道，让他们有读大学的机会，才能解决家长让孩子去踢球的后顾之忧。” “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去踢球，中国的足球人口才能真正扩大，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毫无疑问，嘿嘿老师的所想所述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目前仅仅在大学中增加足球专业，能解决家长让孩子去踢球的后顾之忧，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去踢球，真正扩大中国的足球人口，推广普及足球运动吗？

当然不能，如果能的话，嘿嘿老师这么委婉地点出这一点干嘛？

虽然大学增设足球专业的新闻前前后后飘了一周，直到此次《工人日报》在国足主场大胜后的详尽报道中，我们仍然没有看到，除了多所大学新设了足球专业外，对学生如何进入这些大学专业本身的渠道有什么改革或者变动之类的报道。也就是说，虽然多所大学新设了足球专业，但进入足球专业的渠道可能仍然只能靠非常传统的方式——做题。

那这和增加足球人口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想学足球，不还得先刷好题吗？甚至于那些鸡自己不如鸡娃的家长们还能找到新的说辞：“你看，想学足球还得先刷好题，那你还每天跑出去踢什么球，还不如现在刷题，到大学了再去学足球！”

实际上，要想解决足球人口不足的顽疾——家长让孩子去踢球的后顾之忧，把饼画在遥远的大学是没有什么用的，必须要让家长们知悉而且也要保证，孩子即使踢球，也能在接受足球训练的同时，获得优质的教育，无论他们最终是否能走上职业足球道路，最终他们都能在社会层面“有兜底”，“不掉队”。

英超联赛历史上并不是没发生过同类问题，其标志便是曾经的“李·罗奇事件”。李·罗奇，这名曼联青训出身的“弗格森的财产”，一度曾代表曼联登上欧冠赛场，但最终却早早在27岁退役，并最终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虽然李·罗奇本人都不认为这种职业生涯的变动轨迹有什么不正常的，但经过了《太阳报》、《星报》这堆抄八卦比播足球专业得多的报纸的炒作，仍然有英国的鸡娃家长们注意到了此事件，并表达了对孩子的职业生涯可能“从欧冠赛场到建筑工地”的担忧。

英超联赛也因此注意到了该事件，并通过大力增加对青训球员的教育投入，尽可能地让所有青训球员都能做到“不掉队”——这不仅包括让那些足球天才们不成为只会踢足球的文盲（由此产生了当年穆里尼奥需要帮拉什福德做作业的笑话），也包括让在青训各个阶段在足球上掉队的非足球天才们，仍然能在社会层面、受教育程度方面不掉队。

正如英超联赛在EPPP首页所言：“英超联赛旨在通过鼓舞人心和创新的教学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通过系统的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英超联赛不但有自己的教育部门，负责提供支持所有青训球员包括但不限于足球技术、战术、身体成长、心理健康、生活方式和福利发展的培训，还负责为所有在英超俱乐部签署全日制青训协议的16-19岁青训球员提供正规教育计划。

如上所述，也正如嘿嘿老师所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真正要打消家长送孩子踢球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充实中国的足球人口，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增加“多一个足球相关的归宿”，而是要在孩子们最终走向与足球相关的归宿的过程中，让他们无论在足球还是教育上都能做到“不掉队”，即使没能最终走上职业足球道路，也能选择其他的归宿，而这种对“不掉队”的保障，可能正是目前我们所缺失的。

三、苏联亦无足球“体工队”——“封闭体工队救一切”之梦可以休矣

如上所述，指望大学新设足球和足球挂钩，就能拯救中国足球，是不现实的。不过，某些不知是蠢蠢欲动还是异想天开之徒，却在此再次发出了“重回体工大队”体制的妄言，声称“过去中国足球还不错，现在越踢越差，说明职业化不行，而校园足球也是异想天开，必须要重回体工队”。

这实在是十足荒唐可笑。

首先，足球在我们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娱乐，而且仅仅是众多娱乐项目之一而已。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一种力量，只要“大手一挥”，就能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种力量用在芯片、AI甚至是核聚变小型化等我国迫切需要的技术和产业上，而要用在足球上？

其次，我国的小学生们都学过刻舟求剑的成语，但这些妄言之徒却忽视了世界范围内关于足球的所有变量，认为中国足球的行与不行完全不受包括但不限于他国足球水平的发展、世界范围内足球战术体系选材标准的变化、足球选材人口的数量等等的影响，而只要重新回到他们想象中那个体工队模式，就能一跃冲天？那笔者能不能说，体工队时代还有“5·19事件”呢，你们怎么知道如此刻舟求剑求来的不是下一个“5·19事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妄言之徒脑海中那种臆想的体工队模式——不需要职业联赛，不需要日常多重、多数量、多层级的竞技，不需要商业开发以让球员获得饱足的收入，让这些和职业化、“万恶的资本”有关的概念统统见鬼去，只需要把几百个自认为选拔出来的“尖子”堆在封闭的训练场里“往死了练”，“办法那就一个绝对有效，打”：

然后正式比赛一亮相便能震惊世界，在和动不动拥有八、九级联赛的国家的足球竞争中取得佳绩？这种臆想的模式本身在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

苏联曾在足球史上取得累累的功勋，绝对是社会主义国家足球运动的翘楚。苏联国家足球队不但曾荣膺一次欧洲杯（原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三次欧洲杯亚军，及两块奥运会金牌、三块奥运会铜牌，还在强敌林立的欧洲七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并最好取得了殿军、三次杀入八强的好成绩。可以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足球队，苏联队在历史上获得了可以让中国球迷“今夜做梦也会笑”的成绩。

但问题在于，苏联历史上曾经建立过上述所谓的“体工队模式”吗？

当然没有，只要我们盘点下苏联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足球功勋们的足球生涯发展，就能发现，他们走上足球职业无外乎依靠两种途径，而这两种途径恰逢其历史时代，基本上与世界足球的同时代发展趋势并轨，根本没有什么“关起来往死了练”——

第一类，在体系化足球青训还不发达的早期，主要通过“野路子”和对足球的热爱，一步步在社区足球赛、工厂足球赛中踢出名堂，随后被职业足球俱乐部纳入其中。这样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

列夫·雅辛，国防工厂足球队、内务部队足球队出身，之后加入莫斯科迪纳摩俱乐部“蓝白”预备队； 爱德华·斯特列尔佐夫，13岁加入所在工厂足球队，16岁被选入莫斯科鱼雷俱乐部青训； 阿尔伯特·谢斯特尼诺夫，青少年时加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铁路足球队，17岁被选入莫斯科中央陆军俱乐部青训； 维克托·科洛托夫，出身于儿童乐团足球队（作为苏联“特别少年人才储备”的一部分，只接受了非职业足球训练），18岁加入地方足球俱乐部泽列诺多尔斯克“柴卡”，19岁加入喀山红宝石俱乐部； 瓦连京·伊万诺夫，从哥哥组织的社区足球队、机械工厂足球队开始踢球，18岁加入莫斯科鱼雷俱乐部； ……

第二种，等到发展到中后期，苏联也开始建立由各足球俱乐部自身作为专业负责的青训制度，被认为有天赋的少年们会在很小的年纪便被直接选入各大俱乐部自己的青训系统。该等青训系统一般以儿童教育非营利组织“儿童和青少年体育学校“（亦称“斯梅纳”，来自于其组成单词首字母“Смена-”）的名义开设。

很多臆想者口中的“体校”，实际上指的就是斯梅纳，只不过斯梅纳就其实质而言，和西欧国家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俱乐部没什么区别，都是遵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前提下，通过系统科学的训练、教育和比赛开展的青训。出身于该等专业青训体制的著名苏联足球运动员包括但不限于：

奥列格·布洛欣，出身于基辅迪纳摩俱乐部青训，一度差点因为短跑跑得快（16岁时100米11秒）成了奥运两金得主、传奇短跑名将瓦列里·博尔佐夫的师弟，被拉去练短跑； 奥列格·普罗塔索夫，出身于第聂伯俱乐部青训； 阿纳托利·捷米亚年科，12岁加入第聂伯俱乐部青训； 里纳特·达萨耶夫，出身于伏尔加俱乐部青训体系伏尔加斯梅纳； 安德烈·阿尔沙文，9岁（苏联解体前）加入泽尼特俱乐部青训体系泽尼特斯梅纳； ……

所以，刻舟求剑的幻想家们可以停止对“关起来练几个月”的“体工队模式”的瞎想，啊不，遐想了，社会主义足球事业的顶峰在历史上也没搞过你们幻想出的这种东西。

四、总结

整体来说，大学开设足球专业，肯定是一件好事，但仅仅有这一件好事，对于改善中国足球目前方方面面的处境，显然是不足的。

可持续、有未来的足球发展体系，绝不可指望于靠一种政策一蹴而就，而需要从包括但不限于专业训练、教育、各方面人才储备和供给等方方面面的建设，而这种对“方方面面”建设的耐心，或许正是目前我们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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